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，案发地。

　　朱昌俊

　　这两天，相信所有人在读完一则《刺死辱母者》的报道后，都难平心意，亦会不自觉的将自己代入于欢彼时所处的情境之中——当自己的母亲被多人长时间限制自由并加以侮辱，警方到来后也并未解除这种非法的伤害与欺辱，而恰巧自己身边又有一把刀，你会怎么做?

　　当前舆论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之不满，几乎全部源自于对上述问题有着统一的发自本能的答案。

　　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在事发前后的遭遇，在此不便赘述。可根据目前媒体所作出的公开报道，于欢母亲受辱的一些具体细节，仍有必要强调：多人证实，事件中被刺死的杜志浩，曾脱了裤子，掏出生殖器抽打苏银霞的脸，并用香烟烫其胸——然而，这些“关键细节”，却并未出现在判决书中。

　　暂且无法得知判决书对这些细节的回避，相关方面到底是出于何种考量，又与判决结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。但很显然，这些细节并非可有可无，也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出法院判决在情与法之间的平衡取舍问题，而这恰恰是该案引发舆论聚焦的关键所在。

　　于情来说，于欢挥刀刺向辱母者，恰恰发生在警察离开之时。任何公民处于被非法拘禁，并遭受伤害与羞辱的困境之中，“代表正义”的警察理当是先助人脱困。可当事中的两名警察，仅仅是丢下一句“要账可以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”就离开。如此看似“政治正确”，实则冷血的行为，给困境中的于欢所施加的绝望情绪到底有多大?又如何影响到其后来的行为?法院判决到底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?

　　警察的一闪而过与态度暧昧，对于身处困境中的母子俩而言，其实意味着被本应保护自己的“法律”所抛弃。换言之，从人情、人伦的角度，那个情境下的于欢，所能够做的，就只剩下私力救济，他所考虑的，就只是一名儿子，在面对自己母亲受辱之时，能做什么的终极之问。而于欢最终的所为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不过是做了一名儿子在“自然法”秩序下所能做和该做的。若一端对被伤害和侮辱的母子选择“旁观”，一端又完全否定公民自救之权利，这样的法律及其审判，如何与世道人心自洽?

　　于法而言，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于欢及其母亲受到非法限制，也就意味着从被限制开始及至事发后讨债人员离开(包括警察来了之后)，母亲俩都始终处于“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”之中，那么，最终判决书又认定于欢“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”?这样的审判，又如何与法理自洽?

　　一个案件的司法判决，引发如此大的舆论共振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其实已经超越了个案层面。舆论沸腾之所起源自个案，但其指向的，最终却是对法律的公正、正派之疑，这已被近年来的多起司法争议案件所证明。如何避免法律审判，带来司法公信力与人心的双重流失，每一名裁决者都不可不察。

　　渴望法律能够救人于困境之中，能够最大限度让人免于被伤害和欺辱的自由，这不过是法治社会下，任何普通公民对于法治的底线要求。反过来，而当法律与司法不能完成他救之义务，反而苛责被困者之自救，也就有将自身推向“不公与不义”的危险之中。如果说非法讨债人在事发前，羞辱的是于欢及其母亲，那么，一个背离普遍人心与公义的判决，则很有可能上升到对所有人的羞辱。

　　法律审判，与舆论意见，当然是两回事。但尊重司法裁决，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回避对常识人心与朴素正义的考量。而面对持续高涨的社会舆情与公众议论，涉及此事的相关方面，仍未作出任何回应，也于客观上在加剧社会的疑虑与不安。

　　该文的标题，借用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先生的《世道人心是法律的魂魄》一文，其中的一段话，在此也一并送给此案中的司法者：法律不着边际，完全与现实生活隔膜，说明立法者未能体察世道，甚至有违世道，法律即为不法。立法和司法与一般人类的普遍情感大相刺谬，明显悖逆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，说得再好听，立意再高尚，终亦难获认同，法律自颁行之日起其实已成死法。